离家近70年后，山东人龚建厚的“消息”终于传回家乡。

　　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近40年，龚家人搬出老宅，村里见过他的人只剩最后一位，他已年过八旬。

　　1947年，华东野战军战士龚建厚战死菏泽。他的遗骨如今安放在张和庄烈士陵园，与135位共和国烈士相伴。

　　从2014年开始，每半年一次，86封信会从陵园寄出。收信人是那些原籍住址可查的烈士，寄信人是张和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景宪。一些信被反复退回陵园，一些信最终达成使命。

　　张景宪在每一封信中尽力说明烈士的身份信息、个人特征，也会恳请“热心人”帮忙联系。这位54岁的退伍老兵服役时失去过战友，他不想那些早逝的年轻人就这样“无人知晓”。

　　在邮递员的帮助下，龚建厚的侄子收到了那封寄给二伯的信，“不敢相信”。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曾去民政部门打听过这个一走就杳无音信的孩子，知道他牺牲的消息，却不知他葬在何处。

　　现在可以确定了，322公里，这是他的墓碑到母亲墓碑的距离。

　　出发

　　张景宪把一摞信件依次投入绿色邮筒。收信人“龚建厚”的那封信，寄往“山东省蒙阴县坦埠区朱下村”。

　　不出意外的话，这封信被分拣后，会装进绿色的邮车，沿335省道前行，抵达坦埠镇邮局。

　　2014年至今，张景宪已经从陵园寄出上千封信，西到贵州，南下浙江、广东，北上山西。寄到山东的信件最多——这是他能想到的、能帮烈士“魂归故里”的最好办法。

　　2008年清明节那天，张景宪动了这个念头。

　　他曾是一名军人，目睹战友在自己面前倒下。为无名烈士扫墓时，他总会想，虽然张和庄村的村民每年清明都自发来祭拜，但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缺少来自家人的关心。

　　2008～2013年，张景宪查了很多资料，也寻访过当年在菏泽作战的老兵，得到的信息不多。唯一能确定的是，张和庄陵园安葬的烈士，大部分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23师67团战士。

　　2014年，张景宪找到阵亡战士花名册——菏考奔袭战荷泽战役中，华野第八纵队共伤亡1458人，目前只找到94名烈士，其中86位有家庭详细地址。

　　曾在菏泽市牡丹区党史办工作的祝厚江研究过华野鲁西南作战的专题：“1947年12月28日，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为巩固鲁西南阵地，保证南北交通线安全，乘敌不备，奔袭菏泽城。29日，龚建厚所在的第23师67团在南关冲锋时，受到敌军密集火力的压制，未能成功。”

　　在前线牺牲的战士与医治无效牺牲的战士一起，被安葬在当时的临时战地医院附近，即张和庄村，立了墓碑。也有些战士的尸体未从战场上抬下来。后续前来的部队赶往下一个战场，敌军反扑菏泽，把墓碑拔掉了，这些战士就成了无名烈士。

　　当地老百姓卸下自家木门，打了口棺材，安放张文禄连长的遗体，让他的身份信息得以保全。

　　找到86个地址，张景宪开始寄信。

　　他当兵时一直和家里通信，即使在战区也从未间断，他信任穿着绿制服的中国邮政。

　　起初，张景宪一字一句誊写这些信件，白天上班，晚上写信，在春节后和7月初这两段稍空闲的时间里完成。在牛皮纸信封上，他填好花名册提供的烈士姓名、籍贯，还有自己的地址、电话。2016年，信上的邮票是两只褐头凤鹛。2019年，邮票换成了美丽中国系列。

　　一个年轻人生命最后的旅程，简要浓缩在那本花名册密密麻麻的表格里。比如“公建厚，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23师67团2营5连副排长，山东省蒙阴县坦埠区朱下村，1945年1月入伍，29岁，1947年12月牺牲于菏泽南关，安葬于菏泽城区程庄”——“龚”误写成“公”字。

　　龚建厚的战友里，最年轻的17岁，最年长的40岁，平均年龄约24岁。有些战士入伍仅3个月就牺牲了，也有人曾被评为模范或立下战功。

　　返程

　　2015年春节后，写给龚建厚的信混在一堆广告信件中，到达山东临沂，被分拣出来，交给坦埠镇邮递员王德建。

　　29岁的邮递员，要找一个29岁的战士，隔着生死和近70年的时光。

　　王德建之前在外打工，2013年回老家做邮递员。按照他的想法，山区好的工作不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是一个好企业，做邮递员挺好的。

　　他每周要上7天班，每天骑车六七十公里，大部分时候很开心。因为路过很多地方，看到很多事，每天绕着坦埠镇转一圈，见到乡亲就能聊天。

　　他把摩托车收拾得很干净，浅绿色邮包装满当天需要派送的邮件。车后的置物箱里叠着一层层塑料袋，是信件的雨衣。

　　故县村里，大多村民姓公，重名率很高。他遇上过7个村民叫同一个名字，只能挨个找，渐渐就学会快速找人：妇女主任管计生，常和年轻人打交道；会计负责村民的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等，对名字和地址很熟悉。

　　外卖和快递普及的时代，坦埠镇只有两个邮递员，包括王德建。

　　有快递公司在坦埠镇开店，件儿到了，店员电话通知村民来取。若想从村里去往30公里外的蒙阴县城，下午5点前要在路边搭客车。什么时候客车会来，没有路牌也没有固定时间，在路边等。

　　“收件人居然是一个烈士。”当时，王德建看见信封，觉得很特别，但还是把它当成最普通的平信，当天下午骑着摩托车出发派送。

　　第一封信没有送达。如今，王德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仔细回想，也想不起他把信退回还是送到村主任处。

　　那是张景宪开始寄信的第二年。

　　一叠叠的信寄出去，几乎原封不动地全被退回。退信贴了几张改退批条，上面勾选的退回原因大多是原址查无此人、原写地址不详。

　　张景宪想要引起邮递员的重视，也为方便投递，第二年，他在信封上加了一段说明，附上战士的年龄、牺牲时间和牺牲地点。

　　寄给龚建厚的信封上这样写道：“该烈士(29岁)于1947年12月牺牲于菏泽战役。望邮递员同志再辛苦一下，帮烈士找到家。”

　　第三年，张景宪开始用打印机打印信件，信件内容和寄送频率没有变化，但换了粉红信纸。

　　“如果每年都寄，邮递员在看到第二次、第三次时，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以后送信时就有可能帮忙打听。”他想。

　　辗转

　　2016年春节后，王德建第二次看到寻找“公建厚”的来信。他还记得去年同一时间收到的那一封，又仔细看了看信封上的文字。

　　王德建一琢磨，收件地址里的“朱下村”并不存在，真正的地址应该是同音的“诸夏村”，也是他负责送件的20个行政村之一。

　　这一次，不能找妇女主任或事会计了。他先去社区活动中心，找常来打牌的老人。

　　没人认识“公建厚”。老人猜，离诸夏村两公里处的寨后村有几个姓公的烈士，可能信件写错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