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免去了上海临时修建本地版“小汤山”医院的过程。同时，公卫中心在医疗条件、医护人员、仪器、药品配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该中心有4栋应急病房，327张负压病床。这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中，是抢救“非典”等传染病病人时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条件。病房内气压低，被污染过的空气不会泄漏出去，而是专门排放，可以减少院内感染和病毒的传播。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上海市专家组成员卢洪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全国来看，我们有最多的负压病房。2004年建成以来，我们一直有这个战略储备。”

　　朱同玉还提到，如果上海的确诊人数增至150例，上海公卫中心就要启动临时病房的开建，草皮和图纸都已准备好，预留了地面600张床，需要建设时随时开始。

　　上海市2月9日新闻发布会透露，上海市公卫中心目前在院收治了250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其中10例重症，10例危重症，数量早已超过150例。尽管官方尚未宣布启动临时病房建设，但近日，一张公告的照片出现在网上。公告显示，2月4日，上海公卫中心向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发函，提到“因疫情严重，我中心受上海市委市政府委托，组织建设‘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救治临时医疗用房项目’”。

　　除此之外，卢洪洲认为，“非典”之后，上海在国内最早实行三级防护网络，即市、区(县)、社区医院防控体系，在管理上，为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打下了基础。

　　吴凡解释，三级防护网络，平日老百姓不会有特别感觉，但在当下的非常时期，这个历经多年努力构建起的“大网”就发挥作用了，“大量疑似病例、轻症患者就在基层，这是更庞大的数量，就靠三级网络来防控。”她对《文汇报》表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张阳是杨浦区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共卫生医师，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穿梭在小区内，开展对重点地区来沪人员上门走访、对集中隔离人员宣教等工作。此次，上海市公布了110家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覆盖全市16个区，包括三级、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与街道居委联动，摸排发现疑似病例。

　　防控下沉到社区，上海还有一个优势。“上海率先培养全科医生，全科医学系招生前就明确，毕业后进入社区工作，这些全科医生经过上海复旦、交通、二军医大等著名高等医科院校5年正规培训，并在三甲医院实习。可想而知，这些全科医生对传染病防范、面临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鉴别能力，都会比曾经的地段医院(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强很多。”缪晓辉说。

　　他解释，在全科医生的教材中，第一堂课就是讲流行病学调查。全科医生在上门走访和出诊时，对重点排查是否从疫区来沪、如何处理应急情况等，都会具备较丰富的经验。

　　不同于武汉，在病例相对较少的上海，缪晓辉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全科医生，通过分级诊疗的方式防控疫情。

　　经历了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上海，另一个副产品是，培养了上海人更为敏感和警惕的神经。目前，同样面临返程高峰和全面复工，从微博的热搜显示，上海人要比北京、广州、深圳人显得更为焦虑。

　　对于返沪人员，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并没有上海式的含蓄细腻，他直率地说，“不管你的身份是老板、员工还是学生，都请配合好我们，返回上海后自觉在家‘闷’两个星期。等把发病的人都找出来后，其余人就安全了，这个策略叫‘闷’，需要你们每个人都作贡献。”

　　广东的“非典”后效应

　　截至2月10日，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151人。在重灾区湖北之外，广东省排名第二，与浙江、河南同为三个确诊病例破千的省份。

　　“广东和湖北人员往来密切，每天通过高铁和飞机交流的人员有数万人，因此必定带来输入病人，带来本地的发病风险。”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广东是人口流动大省，人口流动会带来传染病的输入风险。

　　与这次的输入性病例不同，17年前，“非典”疫情在广东最早暴发，给广东留下了伤痛的回忆和深刻的教训。17年后，当新型冠状病毒来袭，广东严阵以待。

　　因而，早在2019年12月31日，广东省疾控制中心就对武汉疫情启动了内部应急响应准备机制，做好物资储备；1月3日，在全省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强化监测和动物市场环境监测；1月14日，广东发现疑似病例后，不仅成立了领导小组，还成立了以钟南山院士为总顾问的专家小组；1月23日，广东率先在全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不过，即使提前准备，各方还是低估了病毒的传染能力。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下称广州八院)感染病中心ICU主任李粤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型冠状病毒狡猾而不凶狠，SARS是凶狠而不狡猾。”

　　狡猾的病毒迅速在广东扩散开来，社会总动员再次启动。“非典”之后，广东对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响应进行了反思、重建和补短板，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提升医院能力、完善疾控功能，这一切如今面临严峻疫情的“质量验收”。

　　“最开始没预料到会这么严重。”李粤平说，作为经历过“非典”防控的医生，她虽然听说了这个病毒，但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广州八院始建于1921年，以传染病防治及肝病综合治疗为特色。2003年“非典”期间，该院是广州市收治“非典”病人最多、时间最长的医院，总共收治了确诊和疑似病例413例(其中确诊265例)，占广州市总确诊病例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收治的第一、第二代病人较多，包括转过两次院、传染了120多人的周姓“毒王”。

　　“非典”时期，广州八院面临巨大的挑战，病房、设备、资源都比较落后。 “非典”第二年，广州市政府迅速加强了传染病的医疗资源的建设，在白云区嘉禾开辟广州八院新院区，一期工程投资4.1亿元，二期建成后总投资达到10亿元。新院区隔壁就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时，李粤平还在老院区工作，随着病人数量的快速增长，她被调到新院区。“基本上是以一天一层楼的速度来收病人的”，李粤平介绍，“疑似的和密切观察的病例，一个人需要住一间病房。一般来说，一个病区50张床左右，大概也就十几间病房，十几个人就占用了一层楼。”

　　而在“非典”时期，第八医院只有一座住院楼，肝炎、艾滋病和一些杂病都住在其中，隔离条件不理想。设备更不齐全，没有正规的ICU重症监护室，没有中央供氧，更不要说负压病房。

　　截至2月10日，广州市共确诊病例313位，病人数量略低于深圳，大约占广东省确诊病例的27%，广州市确诊的病例大部分都安置在广州八院。

　　对于这次发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1月20日之前，广东也没有对病毒的严重性作出认定，但前期的防控重点放在了加强对医护人员的防护上。

　　李粤平介绍，这是汲取了非典的教训，包括外科、口腔科等所有的医生都要做好普遍防护。1月10日至14日之间，广州市卫生系统还专门安排人到各区的医院做督导，检查医院的发热门诊，重点检查医护有没有戴好口罩和手套。每家医院都要求所有员工参加培训，而且要求全部考核过关。

　　“2003年，医护人员没有什么防护，就是简单的棉布口罩，一般的隔离衣、手套和帽子。”广州八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童裕维说，相比于“非典”，这次疫情医护人员的防护要好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次很快就分离出来毒株，传播途径也比较清楚，防护起来针对性强，就没有那么害怕。”

　　不过，即使有过“非典”期间的经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还是让医生感到非常棘手。

　　控制传染病有三板斧，一是控制传染源，二是切断传播途径，三是保护易感人群。“现在来看，我觉得控制传染源是最难的，”李粤平说，这次病毒太狡猾了，“病毒潜伏期长，不会安稳地在上呼吸道里待着，我们发现一些病情好转的病例，第一次检测达到解除标准后，又变成阳性的。此外，原来说潜伏期两周，现在也发现有潜伏期三周。还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病例，怎么检测都是阴性，突然加重了之后，检测发现下呼吸道病原是阳性的。”

　　不过，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但在李粤平看来，这个病毒更像是大号流感，不必那么惊慌。截至2月8日，广州八院已经有28个病例出院，他们从发病到出院的时间，基本在两周以内，年龄大都在65岁以下，大部分人是轻症患者。

　　“对比‘非典’， 其病死率在10%左右，而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死率是2.1%左右，流感的病死率大概是0.1%。”经过临床观察和分析后，李粤平认为，新冠病毒就是一个“阉割版的SARS和加强版的流感”。

　　但对危重病人，医生们不敢轻敌。目前，很多突然恶化的案例发生在武汉。李粤平认为，这是因为武汉病人太多，医护精力有限，医疗资源缺乏所致。病人住在隔离病区里，进去一次要穿戴很多防护服，资源短缺限制了医生经常近距离观察病人，“很多时候是通过视频来观察，这样医生有可能就发现不了病人缺氧等问题。”

　　据李粤平介绍，在广州八院，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医护人员去床边探视病人。“我们到床旁去跟病人聊天，看他们的呼吸有多少次、脖子是不是有三凹征，通过胸廓起伏看他说话是否费力，病人喘着气跟你说话的状态，不到病床是观察不到的。”

　　在广东，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弥补卫生资源的不足，扩大防控战线，也被当做“非典”后的重要经验。社会公众的应对心态也更从容。“非典”时期，广东先后出现了“抢醋”“抢盐”“抢药”的恐慌状况。而这一次，随着信息透明度的大力提升，公众心态明显更加平稳。

　　李粤平坦言，此次疫情防控，“社会力量和个人力量的参与，明显比‘非典’的时候好了很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海、郑恺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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