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北京时间9月8日，周琦宣布加盟澳大利亚联赛NBL东南墨尔本凤凰队，签下两年合同。

　　双面“工资帽”

　　周琦加盟NBL后，围观者更好奇他能拿多少年薪。澳大利亚NBL篮球薪资表显示，外援的年薪在12万~25万美元之间，最高年薪是每年50万美元，球队的工资帽是每年110万美元。一位篮球评论员在微博上曾说，周琦新赛季年薪约400万元人民币。

　　周琦想离开新疆男篮，除了希望获得主动权，与CBA实行工资帽有关。王哲是CBA一名职业篮球经纪人，签约了数位CBA球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篮坛，只有周琦敢公开以退赛对抗CBA公司，没有人敢效仿，“因为他这个级别的球员，薪资受到工资帽的影响最大”。两年前新疆男篮给他2000万元的年薪，如果继续留在CBA，周琦最多拿600万元。

　　“工资帽”，是指球队每个赛季可以用来支付球员的工资总和。NBA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正式实行工资帽，防止豪门俱乐部通过花钱买走所有好的球员，让经济实力弱的球队难以生存。2019年6月，CBA推出的《标准合同》，首次正式提出工资帽制度，对国内球员整体基本工资帽、单一国内球员最基本工资限额、国内球员单场赢球奖金限额、外籍球员整体薪酬限额等作出明确限定。

　　工资帽在2020~2021赛季正式生效，各俱乐部本土球员工资支出的上限为4400万元，下限为2000万元，单个本土球员顶薪为税前800万元。今年6月，CBA公布新赛季薪资标准，本土球员顶薪下调为600万元。

　　CBA设置工资帽，已被业内呼吁多年。业内普遍将2007年新疆队引进巴特尔，作为CBA拼钱时代的开端。巴特尔是北京队青训出身，2007年夏天，新疆男篮豪掷400万元将其买进，创下国内球员的最高签约纪录。那时，新疆队是财力最为雄厚的俱乐部之一，从各俱乐部高价购买教练、内援、外援。除了巴特尔，2010~2011赛季，新疆队用200万年薪加300万元转会费，签下辽宁队核心张庆鹏，创造CBA本土后卫的最高身价，张庆鹏在新疆队拿到的年薪是在辽宁的2倍。周琦加盟新疆，便是处于CBA俱乐部“抢人大战”的顶峰。

　　2017年，姚明接任篮协主席。“姚明上任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球员工资高企，二是一些成绩不好的球队，留不住培养的青训人才。”苏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直到2020年，CBA联盟运动员发展总裁张弛曾对媒体表示，目前CBA俱乐部几乎都入不敷出，每年亏损数千万元的不在少数。而且各俱乐部本土球员薪金支出很不均衡，最多和最少的俱乐部的薪金总额比在5:1左右。辽宁、吉林等地青训教练都曾向媒体反映，许多培养的小球员在十二三岁时，被长三角、珠三角等豪门俱乐部买走，等到自己选人时，最优秀的球员寥寥无几。

　　工资帽、顶薪合同留人等规定，便是在此背景下推出。CBA公司也曾表示，工资帽制度是“为了引导CBA联赛各俱乐部合理规划球员薪资，实现长期财政平衡；促进俱乐部加强梯队建设，为国家队持续输送人才；推动CBA联赛球员有序流动，平衡竞技水平，最终为CBA联赛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从联盟角度看，顶薪制留人是为了保护头牌球员不要随便被其他俱乐部挖走，当然会受到很多弱小俱乐部的欢迎，俱乐部可以减少投入，不会出现恶性价格竞争。”苏群说。

　　但是，顶薪制的另一面，周琦这样的顶尖球员，却在新制度下失去了主动选择的权利。在苏群看来，周琦事件背后，是CBA两难的现状：俱乐部运营亏钱，联盟出台顶薪制保护投资人利益；少数精英球员失去流动自由，收入也没办法体现个人能力，在顶薪制面前处于弱势地位。

　　NBA“受限制自由球员”与CBA的优先续约权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受限制自由球员”特指必须是打满4年首轮新秀标准合同的新秀球员，其母队才有权利匹配别队的合同而强行留人。

　　前述受访的俱乐部工作人员提到，顶薪合同留人虽然限制了像周琦这样的顶尖球员，但它作为《标准合同》的一部分，要平衡各方的利益。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每家俱乐部只有3个顶薪名额，不只是用于自家球员，也可以在市场上寻找其他俱乐部的人才，这给了一些球队排名前三以外的球员，拿到其他俱乐部顶薪的机会。

　　CBA改革陷入困境

　　“周琦的事情反映了中国职业篮球的三个问题。第一，现在俱乐部普遍亏损，这也是今年600万顶薪制出台的背景；第二，反映了职业篮球人才非常匮乏的现实，因为人才少，球员跟球员之间无法形成竞争，反过来，俱乐部就需要去抢人，抢不过，CBA联盟就帮助俱乐部来控制住人员流动；第三，球员的话语权小，在这个政策出台时，球员的想法和要求没有得到反映。”苏群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郑志鹏是CBA一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他也承认CBA联盟更重视俱乐部权益，是因为目前CBA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美国NBA联盟之所以看重球员的声音，是因为NBA的商业化极为成功。NBA的收入主要包括电视转播费、门票和商业赞助，各球队靠联盟公平分配以及各自球队的转播和广告收入。其中，NBA电视转播合同为9年240亿美元，将于2024~2025赛季到期。目前，NBA下一阶段电视转播合同总金额也敲定，约为9年750亿美元，是目前转播费的3倍。“球员打一场球，俱乐部老板就挣一场球的钱，如果球员不打，老板就挣不到钱了，所以NBA俱乐部更愿意维护好球员的利益”。

　　相比之下，CBA商业化程度低，更多靠俱乐部投资人补贴。德勤发布的《CBA联赛表现白皮书》认为，CBA品牌缺乏认知、球迷转化有限、专业人才不足。郑志鹏注意到，国内CBA球迷文化氛围差，大家没有买票看球赛的消费习惯，这导致俱乐部缺乏丰富的收入来源。

　　2018年，有CBA俱乐部投资人曾告诉媒体，过去俱乐部一年要投入8000万元，除去赞助费、门票、个别时候体育局的补贴，每年亏4000万元左右，如果再加上青年队、女队，一年要亏6000万元左右。

　　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以来，中国职业篮球推进“管办分离”改革，在联赛的职业化程度、商业价值开发、人才培养储备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019年男篮世界杯之前，姚明对外宣布了CBA改革的新构想——CBA2.0品牌升级计划。所谓的“CBA2.0品牌升级计划”是针对联赛目前商业上的不足而展开的，其中包括增加联赛比赛场次，满足球迷观赛需求，进而提升门票收入、增加赞助商曝光时长和范围；开发俱乐部的IP价值，比如重新设计队标、开展“篮球音乐嘉年华”等，吸引年轻球迷。

　　这原本是CBA联盟提高收入的契机，却被一系列意外打乱了计划。在郑志鹏看来，CBA2.0还未落地，中国职业篮球就经历了“天灾人祸”。“人祸”是指2019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中国队没有出线错失奥运会，这意味着连续8年，中国男篮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无法展示形象进而会影响关注度和商业价值。“天灾”则是遭遇新冠疫情，国内取消主客场制度，俱乐部失去门票收入。2020~2021赛季，咪咕视频和CBA签了5年20亿元的转播费，而以往签约的腾讯和优酷均放弃转播权，这让CBA联赛艰难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

　　在目前俱乐部严重亏损、联赛又没有成熟商业模式的当下，苏群认为很难去真正平衡劳资关系。“资方投资人是CBA联盟的基础，没有投资人投资，联赛就运行不了，球员领钱的地方也没有。我觉得(目前政策偏向于资方)是值得理解的。”苏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如此，但他认为，CBA的工资政策并非无懈可击。“如何考虑球员的个人利益，尤其是顶流球员的利益，保住CBA的核心资产，我觉得联盟乃至中国篮协应该仔细想一想，决不能无动于衷。”

　　实际上，CBA的规定也照顾了一些球员的权益。比如对球员工资设置下限，保障了中下水平球员薪资待遇，让CBA联赛有了固定的合同。一位不愿具名的篮球评论员表示，这份规定实际上是从整个联盟出发，考虑了更多球员的权益。

　　“即使是NBA规则的制定，都是经过几十年不断修改。不能说中国职业篮球刚改革两三年，姚明担任篮协主席才几年，就要把规则变得毫无漏洞，既满足资方又满足劳方的利益，不现实。”作为职业篮球经纪人，在王哲看来，周琦选择年薪更低的NBL联赛，显然不只是考虑钱的因素。周琦出走，是在对抗CBA联盟的规则。

　　外界曾担心，周琦出国，新疆男篮拒绝开具澄清信。但是前述接近新疆男篮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疆男篮不会阻拦周琦去海外打球，无论是NBA还是NBL，这在某种程度上响应了CBA出台工资帽的一个目的——如果球员不满足国内的薪资水平，可以走出舒适区，出国打球提升水平，回国后带动国家队和联赛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周琦去哪里，只要回CBA，按照规则，他还是新疆队的球员。”郑志鹏说。这意味着，如果周琦未来有一天重回CBA，归属问题仍将是困扰周琦、新疆男篮以及CBA联盟的难题。

　　(应受访者要求，王哲、郑志鹏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