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4月21日电(魏晨曦)当地时间4月19日清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警方接到一通“家庭纠纷”报警。本以为，这是一起日常纠纷，然而，当警察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惨状令人窒息。　　10人中弹，8名1岁至14岁儿童死亡，两名受到枪击的成年女性情况危急。整个犯罪现场，横跨两栋房屋及附近另一住宅。　　嫌疑人随后被警方击毙。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GVA)数据显示，这是“美国自2024年1月以来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案”。图片来源：外媒报道截图　　《纽约邮报》等美媒随后曝光称，枪手是沙马尔·埃尔金斯，31岁，美国公民，陆军退伍军人，其曾在路易斯安那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更令人震惊的是，8名遇害儿童中，有7名是这位退伍军人的后代。　　分析认为，该案件符合西方犯罪学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称为“家族灭门”的定义——这类案件大多数由男性持枪杀害多名亲人后自杀，或被击毙。　　美国主流社会多视此类事件为孤立悲剧。但《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调查发现，在美国，平均每五天，枪击悲剧差不多就要上演一次。当悲剧不再“孤立”发生，它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酿成的？　　“家庭纠纷” 　　如何升级成大规模枪案？　　那份报警记录上，只有四个字——“家庭纠纷”。　　这一在美国出警记录中再寻常不过的词汇，却暴露出了这个社会角落里令人惊诧的巨大风险。　　嫌疑人埃尔金斯并非没有前科。据英国《卫报》报道，警方证实，他曾在2019年因一起枪支案件被捕。这意味着，在案发前，美国司法系统已经记录下了这名男子与枪支的危险关联。但这条预警信号，显然未能阻止七年后的悲剧发生。　　事实上，在美国，家庭暴力与大规模枪击之间的关联，有着惊人的统计数据支撑。　　根据美国众议院2025年10月提出的一项决议案，近年来，美国约59%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与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有关。　　而在涉及家庭暴力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仅有16%的受害者能够幸存；在与家庭暴力无关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幸存者比例为37%。　　这意味着，当一个家庭内部的暴力问题升级为大规模枪击案，受害者的生还几率将锐减一半以上。　　美国众议员埃斯帕亚特在2025年10月提交的决议案中指出，枪支暴力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存在致命的关联。　　据美国政府出版局数据显示，美国每月平均有70名女性被亲密伴侣用枪杀害，大约每12小时就有一名美国女性死于前任或现任伴侣的枪下。当施暴者能够接触到枪支时，女性受害者被杀害的可能性是原来的5倍。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家庭纠纷”从来不是小事。在美国，它往往是通往大规模枪案的第一步。　　暴力案件激增，　　“安全网”为何不安全？　　案发地什里夫波特市，本身就是一个家庭暴力问题日益严峻的城市。　　据当地电视台KSLA News援引什里夫波特警察局的数据报道，自2024年以来，该市家庭暴力案件至少增加了10%。2025年，该市三分之一的凶杀案，被证实与家庭暴力有关。　　当地心理咨询师瓦伦西亚·琼斯是一名家暴幸存者。如今，她通过自己的私人诊所帮助其他受害者。她表示，寻求帮助的人数大幅上升，而经济压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压力会带来挫败感。”琼斯说，“而这种情绪很容易发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物价在涨，工资没变，经济压力、工作不稳、食物没有保障，所有东西都在挤压你。” 　　在什里夫波特市等美国多地，越来越多试图逃离暴力环境的受害者发现，那张本该接住他们的“安全网”，其实并不牢固。　　美媒调查发现，路易斯安那州庇护所满员时，当地家庭暴力援助组织只能将受害者送往该州其他城市的合作机构。但跨城市转移，不仅增加了求助者的负担，也可能让受害者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琼斯讲述了一个可怕的真实案例：一名受害者逃到姐姐家寻求庇护，结果施暴者闯入姐姐家中，因找不到受害者，便将姐姐殴打至“几近死亡”。　　然而，什里夫波特市本有机会加强本地家暴干预能力。据当地电视台KLAX-TV报道，2026年3月，一项与警方合作建立综合性家暴服务中心的计划搁浅，市议会撤回相关立法，原本拟从公共安全预算中划拨的12.5万美元资金，也未能落地。　　美国部分城市在家暴干预资源配置上的短板，由此暴露。什里夫波特市政府官员在会议上直言：“就在我们坐在这间会议室里的此刻，就有一名妇女或儿童正在遭受殴打或性侵犯。” 　　这种“求助无门”的困境，与4月19日夺走8名儿童生命的枪案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当暴力受害者求助屡屡遭遇资源短缺，悲剧发生的概率，正在被无限放大。　　美国枪击案恶性循环，　　为何成“死结”？　　此次“灭门惨案”背后，美国枪击暴力已呈泛滥之势，几乎无一日不令公众神经紧绷。图片来源：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GVA)当地时间4月19日截图　　仅4月19日一天，便有数起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其中一起发生在当日凌晨爱荷华大学附近。此次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3人为该校学生。　　截至19日，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GVA)最新统计，爱荷华大学枪击事件，已是2026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114起大规模枪击案(4人及以上遭枪击受伤或死亡(不含枪手))。　　根据GVA数据，2026年以来，美国每月大规模枪击案数量如下：　　• 2026年1月，美国发生25起大规模枪击案，地点涵盖华盛顿、洛杉矶、得克萨斯州、田纳西州等多地。其中，1月9日，密西西比州，遇难者人数高达6人。　　• 2月，美国发生29起大规模枪击案。地点涵盖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等多地。其中，2月10日，佛罗里达，遇难者人数高达6人。　　• 3月，美国发生40起大规模枪击案。地点涵盖爱达荷州、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等多地。其中，3月23日，弗吉尼亚海滩，受伤人数高达7人。　　•截至4月19日早些时候，美国发生20起大规模枪击案。地点涵盖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多地。其中，19日，路易斯安那州，遇难者人数高达8人。　　再看近年来，几个惊人的美国枪击案数据。　　• 据GVA最新统计，2016年至2025年十年间，美国共发生超过500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年均超500起；　　• 2021年，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达到历史峰值692起；　　• 2019年至2025年，该国平均每日发生超过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 2025年，该国枪支暴力造成逾1.46万人死亡、约2.61万人受伤，其中包括1200余名未成年人死亡。　　2026年3月，发表于《JAMA健康论坛》的研究也引入了“无枪击日”这一新指标，来衡量美国十大城市的枪支暴力趋势。　　研究数据涵盖2015年至2024年。结果显示，这十年间，美国各大城市的“无枪击日”数量整体呈显著下降趋势：每年减少约4.79天。这意味着，美国城市中完全没有枪击事件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少。　　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始终无法挣脱恶性枪击这个“死结”？　　英国《卫报》、美联社等外媒分析，问题的根源早已超出美国家庭或社区层面，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金钱政治。　　据OpenSecrets截至2025年8月的最新数据，1989年至2024年，拥枪团体向美国联邦候选人及政党累计捐款超过8900万美元。仅2024年选举周期，98%以上的资金流向了共和党。同期，游说支出累计约2.5亿美元，2024年单年达1470万美元，是控枪团体的四倍以上。　　尽管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近年因法律和财务问题影响力下滑，但其他拥枪组织迅速填补了空缺。　　斯坦福大学2025年9月的研究指出，拥枪团体在校园枪击等事件后，会有策略地向受影响选区的议员输送资金，形成“资金对冲”，使政客缺乏推动控枪立法的动力。　　《纽约时报》的调查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客与拥枪团体相互输送利益，后者通过巨额政治献金和游说影响立法，前者甚至直接参与起草放松枪支管制的法案。　　在这样的共谋风气下，华盛顿大学教授拉赫巴尔判断，美国枪支法律控制近二三十年来呈现大幅放松趋势，控枪工作不仅难有进展，甚至出现倒退。　　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已引发社会各界对加强枪支管控的强烈呼声。然而，美国国会多年来始终未能或不愿回应这一诉求。面对一场又一场“纠纷”演变为大规模枪击案，政客大多除了“祈祷和哀思”外，很难以立法行动推动局面真正改变。　　美国男子夺走7名后代生命的悲剧，令人心碎；更让人不安的是，下一个“家庭纠纷”的报警电话，又会在美国的哪个角落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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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宫崎县有一座“八纮一宇塔”，建造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的1938年至1940年。“八纮一宇”意为“征服八方、归于一统”，建造该塔是为宣扬日本征服世界、将世界置于天皇统治之下的侵略扩张野心，煽动民众支持侵略战争。为彰显对外侵略殖民的“皇威”，该塔塔基石材部分取自日本对外占领、殖民地区，是日本对外侵略罪行的铁证。然而，日本战后将该塔包装成“和平之塔”，供人们参观游览。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欺骗世人、搞“欺骗式外交”的典型例证。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防卫”“反击”的幌子，部署进攻性武器；长期邀请极右翼分子参与自卫队教学，培训教材中充斥歪曲美化二战侵略历史的内容；在教科书审定上，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模糊史实，淡化和逃避历史罪责……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玩弄“欺骗式外交”，试图为军国主义翻案、突破战后秩序束缚。面对这种危险动向，国际社会应坚定捍卫历史真相，严防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　　胡继平(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禹守根(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韩中全球协会会长) 　　谢尔盖·萨纳科耶夫(俄罗斯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安娜·马林博格—乌伊(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林少彬(新加坡历史学者) 　　(一) 　　不仅犯下反人类罪行，还对周边国家造成社会结构、文化记忆等系统性伤害　　胡继平：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世界和平，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为迫使被侵略殖民国家屈服，日本军警制造血腥屠杀，犯下累累反人类罪行。在中国，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在朝鲜半岛，日本军警血腥镇压反抗殖民统治的民众，仅1919年镇压三一运动就屠杀7500余人。在东南亚，日军在新加坡发动“肃清行动”、制造“检证大屠杀”，残害华人数以万计；在菲律宾，日军制造马尼拉惨案，屠戮约10万平民；在越南，日军强行征粮造成200万人饿死。　　禹守根：在侵略朝鲜半岛期间，日本曾试图通过强制推行日本姓氏、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民众参拜神社等手段，向朝鲜半岛人民灌输日本文化和价值观，以削弱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感。日军还通过土地调查和各种制度，有组织地掠夺土地资源。很多农民由此丧失土地、陷入贫困，而大米等主要农产品却被运往日本，严重破坏了朝鲜半岛的经济基础。　　安娜·马林博格—乌伊：占领菲律宾期间，日军强迫大量菲律宾人从事苦役，并掠走年轻的菲律宾女性甚至女童充当“慰安妇”，还发行了一种毫无价值的货币，被菲律宾人称为“米老鼠钱”。1942年这种货币首次发行时，面额仅为1、5和10比索，1944年接连发行100比索和500比索，1945年更是发行面额高达1000比索的纸币。货币价值暴跌导致的通货膨胀让菲律宾物价飞涨，普通人连基本生活用品都难以负担。由此引发的经济崩溃带来普遍贫困和饥饿，致使大量菲律宾人遭受严重饥饿和营养不良。到战争结束时，据估计有超过100万菲律宾人因日本侵略而丧生。　　林少彬：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的伤害，还在于对社会结构、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的系统性破坏。其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管理，而是通过语言、仪式和宣传重塑殖民秩序，压制原有文化认同，消解被侵略地区的历史记忆和主体意识。　　“八纮一宇塔”战后被改名为“和平之塔”，相关军国主义口号一度被移除，后又以所谓“和平”名义重新出现。把侵略符号改头换面、把加害历史包装为抽象的“和平记忆”，是日本一些人惯用的叙事手法。1955年，日本政府在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地公园中修建纪念设施，安置135名因战时暴行被处决的日本战犯遗骸，同时在御堂内摆放相关战犯的牌位。这类做法表面上是纪念，实质上是淡化战争责任、掩盖侵略罪行，妄图给外界制造错误认知。　　(二) 　　历史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旧账，而是关乎现实和平与安全的原则问题　　胡继平：日本右翼势力固守“皇国史观”，将对外侵略或诡称为“被逼无奈”，或标榜为“解放亚洲”，否认扩张给周边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这种错误史观在日本政界流毒甚广，导致“世界的常识并非日本的常识”。安倍晋三任首相时拒不承认日本侵略历史，还辩称“日本是否对其他国家进行了侵略应该由历史学家以后研究”。高市早苗更为极端，曾妄称侵略战争是“为保障自身安全的战争”，并认为前首相村山富市没有资格代表日本道歉。　　林少彬：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回避、淡化乃至重新包装，实际上是在模糊加害与受害、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日本此类行为的思想根源说到底仍是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残余，在于一些势力至今没有真正从思想深处反思侵略战争。把侵略包装为“解放”、把加害者包装成“受难者”的叙事扩散，必然侵蚀战后国际秩序。历史问题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旧账，而是关乎现实和平与安全的原则问题。　　禹守根：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从源头对年轻一代的思想进行系统性改造，并通过影视文学作品对历史叙事进行重构。日本文部科学省日前对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进行审定，部分教科书使用日军“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表述。这种历史修正主义行径让日本时常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日本一方面希望在国际社会塑造负责任国家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又企图歪曲淡化对其他国家的历史责任。历史记忆不容抹杀，历史责任不容背弃。日本一味逃避责任、切割历史，必然为其重蹈覆辙埋下巨大隐患。　　谢尔盖·萨纳科耶夫：编造谎言和理由掩饰战略野心、实行“欺骗式外交”等，是日本历史上对外发动侵略时的惯用伎俩。在日本右翼势力裹挟下，日本政府不断打着所谓“自卫”“和平国家”“国家正常化”等幌子，炮制所谓的“存亡危机”，展现越来越强的攻击性和好战性，企图从根本上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这种掩盖军国主义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以及扩军强武的危险行径，实质上是故伎重施。　　(三) 　　以谎言包装战略野心，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胡继平：今年3月，高市早苗访美让“没有人比日本更懂突然袭击”成为舆论焦点。日本当年正是以日美外交谈判作掩护偷袭珍珠港，待偷袭开始40分钟后才向美方递交“终止谈判”的外交文件。进行“欺骗式外交”以掩盖真实企图，是日本对外侵略时期的一贯行径。日本在战后领土主张、历史问题上，也经常歪曲事实、编造说辞。　　禹守根：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处处可见“欺骗式外交”。先是以“测量海域”为名派遣军舰挑衅朝鲜王朝，引发双方军事冲突，酿成“云扬号事件”。后来又不断派遣使者，以“友好通商”为名，逼迫朝鲜王朝开放港口、签订不平等条约。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日本又以“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为名，派遣大量军队进驻汉城(今首尔)、仁川等重要城市，以武力强迫朝鲜王朝臣服，直至实现其殖民朝鲜半岛的野心。　　谢尔盖·萨纳科耶夫：日本如今以谎言包装战略野心、延续历史上“和谈掩备战”的伎俩，本质是为摆脱战后秩序、进行军事扩张铺路。日本右翼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成为军事大国的幻想，高市早苗政府极力渲染所谓的“外部威胁”，企图欺骗国内和国际舆论。近年来，日本大幅修订安保政策，不断增加军费，加快推进军事松绑，谋求突破和平宪法，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日本制订计划，谋求2023年至2027年使军费实现翻番。2025年，日本军费预算比2022年增长60%。高市早苗上台后主张进一步加快步伐，今年将制订新的扩军计划。日本的军费增速远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并重点发展大规模进攻性武力，装备远超专守防卫的合理需要。日本的武力使用场景也不再限于自身防御，而是即便本国没有受到攻击，也可以认定是“存亡危机事态”而行使“集体自卫权”，发动对外战争。　　安娜·马林博格—乌伊：在东亚和东南亚，日本的信任赤字并非源于单一政策或行为，而是源于其否认侵略历史与当下所谓安全战略之间的相互矛盾。日本选择性地解读侵略历史，使其宣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显得具有工具性。作为曾经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日本不能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使人怀疑其能否在区域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加剧了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战略焦虑，给区域和平与稳定蒙上了阴影。　　(四) 　　面对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正义之士应坚决予以遏阻　　胡继平：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沉渣泛起，军国主义出现死灰复燃的迹象。当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的军国主义一脉相承，表现出崇尚扩军、迷恋以武力解决争端。近年来，日本自民党内右翼保守势力掌权后，其核心政治议程便是通过修宪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不受约束的“正常国家”。在此过程中，日本政要不断渲染“外部安全环境严峻”，为推动强武扩军营造政治氛围。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历史的殷鉴并不遥远。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及世界和平安宁带来的严重现实威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正义之士都应该共同行动起来，坚决予以遏阻。作为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总体上有效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社会应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践行多边主义，借助各类多边组织、框架和机制，共同敦促日本政府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其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承诺，彻底摒弃军国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还可以通过组织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题宣传活动等，大力弘扬正确二战史观，让日本和其他国家年轻一代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右翼势力的险恶企图，压制军国主义思潮的生存空间，切实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安娜·马林博格—乌伊：周边国家不应在同日本合作中选择性失忆，不应选择淡化日本侵略罪行。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二战历史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国际机构和智库可以组织历史对话活动，包括支持档案研究、口述历史项目和跨国学术研究。东南亚国家更应促进教育合作与记忆保护，通过区域教育协作、共同纪念活动与文化交流，守护真实历史叙事。　　林少彬：亚洲国家特别是曾遭受日本侵略殖民的国家，应加强史料整理、联合研究和纪念教育，把历史真相讲清楚、保存好、传下去，对日本任何美化侵略、淡化罪责的言行都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我们还要通过公共教育和青年交流，不断巩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的地区共识。以新加坡为例，长期保留与“肃清”大屠杀及日据时期相关的纪念设施、历史遗址和公共教育内容，正是希望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只有真正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日本才能同亚洲邻国建立稳固、可持续的互信关系。　　(本报记者张博岚、岳林炜、莽九晨、张矜若、肖新新、樊帆、刘文璋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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