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就是一个阉割版的SARS和加强版的流感”

　　北上广：新冠疫情考验超级城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杜玮 杨智杰 苏杰德

　　800万人返京的压力

　　王海今年的返京之路充满了变数。

　　2月2日那天，他本该在回京的路上，却接到房东的短信：韩家川村封村，从外地回来的一律不准进村，现在严得很。

　　这条信息让王海感到焦虑。他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韩家川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旺镇，出于经济上的考量，他选择住在这里。他所住公寓里的二三百户人，绝大多数都和他一样是外地人。

　　如果提早返京，王海可能会无家可归，成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北漂”。2月7日，他再次给房东打电话才得知，“封村”被解除了，可以回租所，但要自行隔离。而因为新冠肺炎，老家道路也封了，王海还是只能暂缓返京。

　　新冠病毒疫情让春节假期一再延长，复工日终于来临了：2月6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湖北省以外地区要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推动恢复正常生产。

　　王海只是800多万返京人口中的一员，复工的焦虑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800万人如何返京，也是北京市防疫战的焦灼之处。1月31日，北京市政府果断决策：除疫情防控、保障城市运行等必需行业，各企业不得早于2月10日上班。这一决定引发了很多城市陆续跟进这一政策。

　　家在江西宜春的郑恺很早就踏上了返京的路途，途中历经了进出站测温、火车上填写旅客信息登记表、出站将信息表投递到收集箱中等一系列过程。2月1日晚9点，郑恺抵达了北京西站，提前抵京并不是单位要求，而是为了先做好14天的自我隔离。

　　受疫情影响，北京今年的返京客流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在2月2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容军表示，从数据来看，不会出现集中返京的大客流。春运开始14天，通过铁路、民航出京的超过1000万人，截至2月2日，还有800万人未返京。

　　从订票数据来看，铁路、民航进京客流出现了明显下降。从2月2日至2月18日(春运最后一日)铁路进京旅客总人数206.02万人次，同比下降74.27%，民航进京旅客总人数71.42万人次，同比下降73.83%。剩余593万余人，将逐步订票回京。

　　虽然可能不会有集中客流，但800万的人流量依然会为北京防疫带来严峻考验。北京南站客运质量监督科科长潘仕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目前，铁路部门针对旅客采取的举措依然以测温、填写信息表为主，对于无症状患者的筛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北京南站的发车线路不途经武汉，对于浙江等疫情相对较为严重地区的返京旅客也暂时没有采取其他特别的措施。

　　2月6日北京市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疫情高发区人员暂不返京。2月8日，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可以明确湖北武汉属于疫情高发地区，病例超过千例的其他区域也要格外关注。

　　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称，对于湖北返京的人群，要限制人流量，对于在湖北有效隔离期未满的人员，可以考虑拒绝其返京。但如何证明返京人员完成了足够时间的自我隔离，这是一个问题，目前监督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韩德民说，未来两三周对于北京是关键时期，返程要控制好。尤其以湖北为出发地人员的返京，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带来北京疫情的加重。而在复工后，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也要佩戴口罩。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说，除了车站及列车要做好常规消毒，车站工作人员要做好自我防护，如果可能的话，乘客的座位应保有间隔，乘客彼此间保持一定距离。对于疫情高发区的乘客，可集中安排在几个车厢，但乘客要做好自我防护。

　　张作风说，800万人返京，给北京疫情防控带来的压力很大，如果疫情控制不好，还会进而带来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尤其要做好，不仅是发热门诊，其他科室医护人员也要戴好口罩、一次性手套等，把院内感染控制好，有助于全局的疫情防控工作。

　　张作风分析，以2月2日的数据看，北京市的新增确诊病例是32例，至2月9日，新增病例是11例，新增病例的下降幅度已达66.5%。而从2月3日到2月7日的五天里，北京市新增病例保持在20个上下新病人的平稳期。如果在未来的返程期里，仍能保持住这个水平，北京市的疫情将能够有效控制。

　　“上海经验”的优势

　　缪晓辉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咨询专家，曾全程参与2003年上海市和北京小汤山SARS防控。在他看来，对此次疫情防控的反应，上海不算走在全国的最前头。

　　1月20日，一位56岁的武汉籍女性被确诊为上海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也是这一天，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明确了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

　　上海市卫健委等多部门随即展开一系列行动，每天通报新增和疑似病例，制定相关防控工作方案，派出了第一批135名医疗专家驰援武汉。四天后，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而在此之前，浙江、湖南和北京比上海的行动早了一步。

　　“一开始，大家都是蒙的状态。”缪晓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的上海市街头，并没有多少人戴着口罩。

　　1月23日，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新型冠状病毒个人防护的科普文章，不到两个小时，点击量就超过10万，如此大的传播量对他而言非常少见。他理解，这意味着当时大众仍处在认识新冠病毒的初期。

　　变化大概从三天后开始。缪晓辉感觉，到了1月26、27日，上海市从居委会到各部门的行动，恢复到了2003年非典时期的“备战”状态。

　　“目前上海的疫情进展，正处于从第一阶段的输入型转变为第二阶段的本地散发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也是上海市专家组成员，在她看来，尽管进入了第二阶段，但目前上海新发确诊病例，已经从最高点开始下落。吴凡认为：“从专家组的角度来看，截至目前，上海的疫情防控是有序有力有效的。”

　　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上，上海可以说“身经百战”。

　　1988年春季，由于市民食用受到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上海甲肝大暴发，仅3个月内造成了31万多人感染，31人死亡，恐慌情绪笼罩整个上海。

　　此后，上海经历了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3年，上海又报告了两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这是在全球首次发现，上海当时启动了市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和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三级响应。

　　在受访专家看来，上海在这些突发疫情中一路摸索过来，也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积累了经验。

　　缪晓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卫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过后，上海市政府为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距离市中心60多公里外的金山区，建设了专门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的三甲医院，即上海公卫中心。这项工程被列为了当年政府的1号工程，2004年11月开业。

　　16年后，这里处于此次上海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一线。上海公卫中心的主任朱同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12月31日武汉宣布出现不明原因肺炎，1月2日、3日，公卫中心就开展了两整天的实战演练。上海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疑似病例在各家医疗机构集中收治，确诊后全部送往公卫中心进行救治。